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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疗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科幻作家的关注。科幻游戏《赛博朋克2077》，构建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但贫富分化严重的晚期资本主义世界，医疗资源遵循商业逻辑分配，呈现出高度私有化的特征。“国际创伤小组公司”（Trauma Team International）是《赛博朋克2077》世界中最有标志性的医疗服务机构，只为给负担高额费用的客户提供医疗救助。在商业逻辑中，医疗体系不再具有人文关怀，而是将医生与病人都视作交易物来对待。这种医疗私有化想象反映了设计者对当前医疗保障体系不足之处的担忧，也提醒着玩家反思医疗资源作为基础服务的分配公平问题。
创伤小组以团队方式执行这一流程，任何一座大型城市都有创伤小组等待客户的求救信号。为了达成“七分钟救命，不然就退款”的服务宗旨，创伤小组通常由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员、两名安保人员、一名医疗师和一名医疗助手组成。创伤小组外出执行任务时，会搭乘一辆AV-4型武装浮空车，而浮空车中配备有可维持生命的冷藏低温罐。当客户求救时，专业的人员配置和昂贵的设施能让创伤小组迅速响应并完成急救。同时，创伤小组具有数量众多的后方医院，这些医院拥有丰富的药品储备和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进行后续救治，直到客户恢复健康为止。
然而，与其优质医疗资源相对应的，是创伤小组极为高昂的收费标准。对于创伤小组来说，救治病人并非“医疗”，而是“生意”。与现有抢救机制争分夺秒的工作方式不同，创伤小组的响应时间并非尽其所能，而是根据客户的医疗套餐分为不同时长，只有缴纳大量保险费用的白金会员才能享受三分钟响应的服务。创伤小组的服务对象，往往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少数公司职员偶尔也能享受优先级较低的医疗服务（如康陶公司为工作五十年以上的员工购买黄金会员套餐，这被视作夜之城最珍贵的福利）。在公立医疗已经崩溃的夜之城，普通人求助创伤小组是一种奢侈的行为，除了承担高额的车辆、设备、弹药和燃油等费用，从呼叫急救起，客户需要每分钟支付100欧元的服务费。如果付不起任何套餐，即便病人就在眼前，创伤小组依然会无视他们，因为他们并不属于“客户”的范畴。
纳迪娅的犹疑状态迅速被公司察觉——公司为每位成员都装配了监视器，对员工的言行甚至睡眠都全程监测，就是为保证员工能够坚守客户至上的工作信条。为了能够继续工作，纳迪娅不得不劝说自己，只要能完成任务，为公司创造商业价值，任何医护人员的牺牲都是值得的。由此，医护人员的自我实现不再来源于救死扶伤的信念，而是纯粹的商业行动。自我驯化使得她更靠近创伤小组“顾客就是上帝”的价值观，在被视作生意的医疗救护中，医护人员成为被出售的服务，公司才是唯一的受益人。
纳迪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漫画最后，纳迪娅说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死去的男友，也不是因为杀手的作恶，下定决心时，她竟然获得了解脱并感到愉悦。在创伤小组的救护机制下，为了保障客户的安全，医护人员的再多牺牲对公司而言都是值得的。这种模式下，不仅病人被按照金钱分成三六九等，医护人员也不能存在自己的主体意识，而是作为一种满足客户需求的资源存在。纳迪娅的困境，不仅仅是复仇或履职，在其背后涉及的，是做人还是为物的抉择。虽然从异化角度对赛博朋克世界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但我们很少把这一角度放在看似高高在上的医学技术人员身上。而《赛博朋克2077》通过设想高度私有化的医疗体系，帮助我们注意到医护人员的困境。尽管创伤小组的规则对“前现代”的医学誓言嗤之以鼻，但还是会有医护人员愿意不计利益地给予病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如纳迪娅在执行任务时给了非客户的小女孩一枚抗生素）。纳迪娅依靠作为医护人员的本心突破了私有化医疗体系对生命的漠视，违反公司规则的同时，她重新获得了人的地位，也获得了久违的放松和救赎。
美国医疗服务业的运行困境是“创伤小组”的灵感来源（“创伤小组”亦将公司本部设置在西雅图）。在富裕国家中，美国的医学技术世界领先，但与之对应的是个人医疗支出的高昂与公共医疗保障系统的相对无力。事实上，美国医疗服务业的中坚力量是私立非牟利医院，尽管这些医院可以获得政府的诸种福利，但它们依然会收取昂贵的就医费用。为了更好地承担就医费用，民众不得不更加积极地购买医疗保险，而保险公司则通过筛选医生来完成对治疗过程的控制，从而获取利益（在《赛博朋克2077》的世界中，医院和保险公司被合二为一，构成了行业寡头“国际创伤小组公司”）。个人医疗支出的居高不下、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直接的博弈与政府监管的举步维艰，导致了民众与医疗系统间的信任危机。
第一种也是最为明显的担忧，即直接破坏了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医疗私有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医疗的可及性与金钱直接挂钩。边缘人群无法得到任何医疗资源，只能求助于黑市的义体医生，更加贫困的民众只能选择自我疗愈。这种状况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也违背了医疗公平的基本原则，即不依照病人的身份地位一视同仁进行救治的原则。这种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差异，进一步拉大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生命健康差距，使得大量医疗资源向极少数群体倾斜，也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效果。
第二种担忧则更为隐蔽且深刻。医疗高度私有背景下，寡头企业将救治病人看作一场交易，这直接对人的生命权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怀造成了挑战。人的价值被金钱直接衡量，为了拯救一个白金客户，创伤小组不惜杀死大量无为公司赚取利益的“不安全因素”来确保客户的生命安全，哪怕这个客户恶贯满盈，正在遭受追杀，这在当下的医学伦理中是不可接受的。同时，这也损害了医护人员的人格与尊严，在这种机制下，医护人员被完全当作提供服务的“物品”对待，为了完成利润丰厚的救易，公司牺牲再多医护人员也在所不惜，体现了医疗私有化对生命价值的双重标准。
对医疗私有化体系的隐忧，不应当被看作科幻作品中的无稽幻想。当前，由于社会经济差异，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已经愈来愈成为民众所关心的热点。低收入群体对医疗价格更为敏感，往往难以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导致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降低。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医疗资源、发挥政府职能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所无可避免的议题。我国持续推行促进医疗公平的相关举措，申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健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通过宏观调控提升卫生健康视野的数量与质量，并通过支持药品创制解绑发达医疗技术与私有资本之间的关联。在政策之外，创伤小组的故事也带给我们新的启示：将医疗看作纯粹的技术话题或商业话题都是错误的，正如医学人文理念所主张的，医疗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应当秉持人本原则，公平保障医生与患者的尊严，坚持基本的医学伦理与价值。医护行动应当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与基本尊严，承担社会责任，为公共健康和社会进步谋求福祉。